中国内部北方在供养南方？

  1949年，陈毅受命任上海市长，结果一到上海就遇上了与旧势力投机商的对决，投机商大规模屯粮居奇，要把上海的粮价搞崩。结果源源不断从东北运过来的粮食，彻底击垮了上海投机商，这是电影《风起云涌》中的经典剧情。

  这个画面，只是当代中国粮食版图重构的前戏，一场规模巨大的粮食南北大挪移，彼时才刚刚开始。

  那时候全国百废待兴，仗都还没打完，工业建设、三大改造都是后来的事情。当时最着急的，其实是吃饭问题。

  中国传统的农业“基本经济区”无论是中部还是江南，其实都非常缺粮，真正能调出粮食的地方，只有东北。

  当东北的粮食、长江中游的棉纱、晋陕的煤炭，全部汇集在上海的时候。投机商即使投入自己的全部身家，再加上数倍杠杆，也无力吃下这些看起来无穷无尽的物资。

  中国东北的粮食大开发，始于清末。在新中国成立伊始的1949年，还远未达到如今的规模，粮食调出的比例还不大。

  但是在短短30年间，三江平原、松嫩平原、黑龙江谷地这几大平原由荒野变为良田，农业开发的比例提升到8成左右。

  第二档自给率超过100%，也就是除了省内留够自己的份额之外，还有余量支援其他省份的。有新疆、安徽、河南、辽宁、山东、河北、宁夏、甘肃、江西、湖北、湖南、江苏、四川、云南、山西。

  很明显，这三档省份，已形成了清晰的北粮南运格局。东北在其中，是绝对的扛把子。

  粮食不能完全自给的省份，会担心粮食安全的问题：如果有一天浙江遇到粮食短缺，远在黑龙江的粮食运不出来怎么办？

  而且粮食的省域调配程序复杂，过程中也许会出现很多状况，比如动不动就搞个大新闻的食品安全问题。除此以外还有收入问题，产量大户却也是低收入重灾区，跨区域补偿机制一直是难题。

  广东最主要的粮食调入来源地是湖南，但湖南省又是全国耕地污染最严重的省份。在2009年，深圳、广州、东莞分别检验测试发现大米出现铅、镉、砷等重金属超标的现象，再一查，都是来自湖南。2020年，又爆出云南昭通查出一批来自湖南益阳的大米重金属超标，土壤修复的任务十分紧迫。

  粮食输入省份有顾虑，粮食调出省份也有怨言。从数据分析来看，一个地方的经济水平，往往和粮食产量负相关。产粮大县很可能是穷县，中国粮食产量最高的黑龙江和河南，都是地域黑的重灾区。

  这一现象放在今天很正常，但在古代并不是问题，以前的产粮区和核心经济区都高度重合，所有产业都是依托于粮食供应。

  当中原是产粮区时，经济中心一般在洛阳；当长江中下游是产粮区时，经济中心一般在扬州或者苏杭。

  只有交通大发展，主产粮区和经济中心分开才成为可能。古代规模最大的粮食转移，就是大运河漕运。

  北京这块地方，北枕燕山，西倚太行，南领平原，东望渤海。是蒙古高原、华北平原和东北三大区域的交汇处，大运河一头连到北京，另一头是钱粮税赋的来源地江南。正是运河上往来如梭的船只，保障了京师朝廷的正常运转，也让北京成为东北亚的十字路口。

  跟大运河的南粮北运比起来，今天的北粮南运，其实跟中国一千年来的整体经验是反过来了。

  中国虽然很大，但是耕地比例小，而且东西南北之间的天气特征情况差异巨大。不稳定的季风是催生农业文明的温床，但也是灾害的源头，水、旱、蝗、雹、风、疫、霜、雪、地震等灾害太频繁了，每年总要有几个地方遭灾。

  从商代至今，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自然灾害就有5000多次，平均差不多6个月一次。总体上，十年里能有4年风调雨顺就相当的好。所以《礼记》才说，假如没有三年的储备，国家就无法运转。

  这就导致一年中中国各地的农业丰歉可能差异巨大，在各地之间的调配粮食，就成了中国人的必修课。

  ▲古时的人们面对天灾并无太多选择，实在没有储备粮食时，只能寄希望于另外的地方的粮仓

  基本经济区，简单来说就是国内农业生产最发达、运输最便利的地区。如果有一支力量，把这里发展为自己的根据地，往往就能割据一方甚至统一全国。

  这种转移并非某个人或某个组织的规划，而是开发条件、人口、农作物、气候等多个因素的共同结果。

  基本经济区在不断转移和变化，一个政权只有控制最强的基本经济区并以此为基础调配资源，才能解决全国吃饭问题。

  战国七雄之所以是秦国统一天下？除了军事和行政，另一个重要原因是《史记》中所说的：“关中之地…量其富，什居其六”。一个关中就占据了全天下60%的财富。从汾渭平原到山东这一线，正是当时的基本经济区。

  因此我们能看到，从秦代到北魏的粮食转移，主要是东西关系。比较著名的如河南郑州的敖仓，把黄河下游和关中连为一体，控扼住当时最主要的农业区。

  从隋代到清代，长江流域开发，进入南粮北运阶段，大运河先是向西北，继而向北，连接基本经济区和政治中心。

  到了清朝，前期是湖广熟天下足，这其实是一波长江流域范围内的西粮东运。此时长江下游人口上涨加上大量种植经济作物，本地已经余粮不足。

  清中期，人口升到3亿，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接近极限，长城以内的可耕地基本开发殆尽，各地都谈不上什么“余量”，已然浮现了粮食危机的前兆。但是，两个外来变量再次提高了中国的粮食上限，一是工业技术，二是美洲作物。

  这两个变量对于传统的人口稠密的基本经济区影响较小，但却极大地提升了东北和西南两个新经济区的粮食产量。

  工业技术，包括取暖、农机和化肥，让松花江流域从索伦部落看大狗熊呲牙的地方，变成了中国新的粮仓。

  美洲作物的影响也很大，过去说起云贵，那就是“天无三日晴，地无三尺平”，这种自然条件导致的结果，就是“人无三分银”。而来自美洲的南瓜向日葵烟草咖啡辣椒，包括爆火的牛油果，都提升了地势崎岖的云贵高原的土地价值。其中玉米、土豆最为关键，拉高了西南山地省份的人口承载力。

  这些美洲作物的传入，增加了中国的粮食作物种类和产量，满足了日渐增长的人口需求。

  东北省份是400％、600％，新疆宁夏是小半余量，西南省份这么多人口居然勉强自给自足，吃的都是这一波技术+作物的红利。

  总的来说，中国这块复杂、多山、灾害频发的土地，能养活这么多人，季风气候是基础，但也离不开统筹规划、相互帮扶，离不开在各个基本经济区之间架设运输基建和制度保障，离不开不断吸收新的技术和作物。

  如今，这套网络还在向外不断拓展，中国的粮食进口清单里，常能见到俄罗斯的小麦、阿根廷的大豆、巴西的玉米、泰国的大米，这些其实就是把全球化时代的农业增量，作为中国的外部补充。

  目前中国粮食人均占有量稳定在世界中等水准以上，谷物基本自给，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。但中国人口是美国的四倍、俄罗斯的十倍、冈比亚的520倍，国内各大区域之间的粮食大挪移仍非常必要，且别无他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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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然而，马克思很明确地指出过这样一个世界上只有两种阶级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，那这横空出世的中产阶级到底算什么阶级呢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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